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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法律服務的聚光燈下，婚姻家事與財富傳承常被誤作“家長里短的小法”。但當情感與龐雜財產交織，家事糾紛牽扯家族企業存續與社會穩定，其復雜性與社會價值早已超越普通商業糾紛。安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陸珊菁律師，深耕這一“法律+人情”的交叉領域。在她看來，每一次服務都是一幅精密且高度個性化的“法律拼圖”，需融合法律、金融、信托與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近日，我們與陸珊菁律師深度對談，聆聽她如何平衡理性法律與溫情需求，在跨境爭端中運籌帷幄，以及她對律師職業的本真理解與堅守。

在“法律+”的交叉地帶，看見人性的復雜

Q1：您長期專注于婚姻家事與私人財富管理領域，是什么契機讓您選擇深耕這些領域，且長期保持專注？在您看來，這一領域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陸珊菁律師：最初加入這個領域是有些偶然的。大概在2008、2009年，我非常早期就加入了上海應該是全國第一家專注于婚家領域的律師事務所。起初，執業范圍確實比較窄，但隨著日復一日地接觸大量案件和客戶，我深刻意識到，當家庭的情感紐帶與復雜的財產關系交織在一起時，其復雜程度遠超單純的商業糾紛。正是這種復雜性，讓我看到了這個領域無可替代的專業價值和深遠的社會意義，從而決定深耕于此。具體來說，有三點深深吸引著我：

第一，的綜合性，在法律+的交叉地帶創造價值。很多人以為婚姻家事案件只涉及《民法典》，其實不然。它要求我們將法律、金融、信托，甚至家族企業治理的知識融為一體。比如在處理一位企業家的離婚案時，不僅要處理現金、房產的分割，更要設計不影響企業運營的股權方案，考慮跨境資產的稅務成本，同步規劃子女撫養和財富傳承。每一次服務，都像在完成一個精密且高度個性化的“法律拼圖”。

第二，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在理性和溫情間尋找平衡。我們處理的從來不是冰冷的財產數字，而是情感、信任、家庭倫理和利益訴求的復雜混合體。客戶可能是正處在情感風暴中的夫妻，也可能是為如何公平對待子女而焦慮的父母。此時，律師的角色不光是法律專家，更是傾聽者、翻譯者和調解者。我們需要用專業將紛亂的情緒和訴求，轉化為清晰、可操作的法律安排，在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盡可能守護親情和家庭的體面。

第三，持續的時代使命感，應對變化，守護確定性。這個領域充滿動態的挑戰，財富形態在巨變，從房產、存款到股票、期權，乃至數字貨幣、藝術品；規劃工具也從簡單的遺囑，發展到家族信托、保險金信托、家族辦公室等綜合方案。這要求我們必須不斷學習。更重要的是，中國民營資本積累迅速，未來幾十年將有巨量私人財富面臨代際轉移。如何幫助家庭實現穩定、有序、無爭的傳承，避免“富不過三代”，這是一個時代性的命題。最初的小切口，如今越做越大，越來越豐富，這就是這個領域的魅力所在。

在跨境案件的迷宮中，以全局策略取勝

Q2：您在處理“資產重大復雜繁多的跨境婚姻及繼承訴訟”方面有豐富經驗，能否分享一個最具挑戰性的案例，以及您在案件中突破的核心難點是什么？

陸珊菁律師：我處理過一個涉及外籍富商的繼承案件，非常典型。這位富商是上海某知名樓盤的開發商，突然離世后，留下了極為復雜的家庭和社會關系。他擁有多重國籍，生前請了馬來西亞的律師飛到上海做遺囑安排，但最終還是沒能熬過手術。他有多個親密伴侶，有些是工作伙伴，有些還為他生了孩子，都需要妥善安排。我們代表的是他的原配，處理遺產時面臨的最棘手問題是，他在中國內地、香港、英國、馬來西亞四個地方都留下了遺囑，如何讓這四份遺囑協同發揮作用，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難題。

很多人覺得每個地方的遺囑是獨立的，但其實不然。尤其是從我們客戶的利益出發，并非所有遺囑安排都對她有利，有些安排背后可能另有隱情。這就意味著，處理中國內地的資產看似直接，但你在內地法庭上的每一句措辭、每一份證據，都可能被對方拿到馬來西亞或英國的法庭上使用。所以必須通盤考慮，明確客戶最終的訴訟目的，不能只追求中國案件的勝訴，而忽略了客戶在境外可能遭受的更大損失。

這個案子對抗性極強，不僅涉及不動產，還關乎境外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爭奪十分激烈。其中一個關鍵難點是要和不同法域的律師緊密協作，溝通成本很高，因為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在法律溯源、訴訟程序上都大相徑庭。比如我們的案件可能上午開庭、中午結束，下次開庭可能要等兩三個月，但他們的聆訊時間可能很長，專注于一個程序。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博弈點：我們主張一套價值極高的房產是被繼承人生前已贈與給客戶的，不屬于遺囑范圍。但對方認為這屬于遺囑的“兜底”財產，并抓住我們“沒有針對這套房產留下遺囑”的說法，在法庭上指責我們玩文字游戲。其實，對方真正的目的，是想利用我們在內地的陳述，去影響他們在境外的訴訟，試圖證明我們不誠信。對方雖持有遺囑，但以境外訴訟程序復雜為由不愿提供，反而要求我們提供。最后我們盡管提供了遺囑，但合理的解釋讓法官欣然接受了。——這是我們綜合評估后的決定，如果不提供，對客戶在境外的訴訟反而是個反效果，并不值得冒這個險。

這個案子的核心突破點，其實就是三點：一是加強與不同法域律師的溝通協作，快速學習不同地區的法律和程序；二是做好訴訟策略的平衡，學會在某些地方適當取舍，以換取更大的整體利益，同時合理排布不同國家訴訟的時間先后；三是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得道者多助”。將一些認可我們、愿意提供幫助的人凝聚起來，正是依靠這種基于法理、情理與正義的廣泛支持，我們才穩步化解阻力、凝聚人心，最終推動案件朝著公平合理、有利我方的方向發展，取得了理想的結果。

從安全底線到全球視野，構建傳承的確定性

Q3：面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差異、資產類型的多樣性，您為客戶制定規劃時的核心邏輯和關鍵考量因素有哪些？

陸珊菁律師：當前客戶規劃的核心邏輯首先是安全。過去大家追求財富增值，現在更多著眼于安全。很多企業家有意識地把資產配置到海外，但很多人只是完成了“轉移”，后續的規劃和處理缺乏專業操作，導致動作變形。比如張蘭的信托案，法院并非直接“擊穿”信托，而是認為那些財產因張蘭擁有過度的支配權而失去了獨立性，所以不構成信托財產，法院也就可以依法執行。空有規劃的架子沒用，必須真正理解并落實法律架構。越想抓緊，東西反而越容易離你遠去。

第二個關鍵因素是契合，也就是“量體裁衣”，而非“購買成衣”。這個“體”，就是客戶的身份和財產分布；“衣”是最終的架構方案。忽略前者，后者就無法成立，甚至會帶來巨大風險。

我們要看客戶是哪個國家的稅收居民？未來的生活、工作或退休計劃在哪里？需要納入規劃的財產類型和所在地是什么？然后結合他的目的，是資產保護、稅務籌劃，還是家族傳承、海外上市便利化？還有客戶對運營成本和隱私程度的預期。不同離岸地的成本和隱私保護水平差異很大，這些都要替客戶考慮到，確保方案既滿足需求，又具備可行性。

Q4：在私人財富管理領域，客戶往往對隱私與安全性極為關注。您如何在與客戶建立信任關系的同時，確保服務過程的專業與合規？

陸珊菁律師：這是我們做了十幾年婚家律師的基本操作和底線。因為我們貼近市場，必然會接觸到一些知名人士的私人秘密。這些我們絕不會在公開場合討論。即使是團隊內部，如果某個案子你沒參與，我們也不會相互討論，因為這涉及到客戶的核心隱私。

首先，我們的委托合同里就有保密條款，明確雙方的保密義務。對于有特別要求的客戶，比如婚姻狀況備受關注的當事人，我們也會應要求簽署專門的保密條款，只要不違反法律和事務所規定，我們一般都會滿足，但也會合理界定義務范圍以保護我們自己。

所以，在各種分享會中，我們的案例都是經過“技術處理”的。很多秘密只能爛在肚子里，連家人都不會知道。我們不僅要做專業的律師，更要做讓客戶放心的律師。

Q5：您提到能為企業提供訴訟風險評估與防控等綜合法律服務，結合過往服務企業的經驗，您認為企業在婚姻家事相關法律風險（如股東婚姻變動影響企業經營）方面最容易忽視的點是什么，如何提前規避？

陸珊菁律師：這個問題很好。企業不只屬于老板個人，它后面牽連著千千萬萬個家庭，它的穩定運營影響著社會。我們確實碰到一些民營企業家在結婚時非常慎重，甚至有些不敢結婚，我們不能否定愛情，也不能讓他們放棄對配偶的承諾。

去年我們處理過一個案子，客戶是國內家電行業的頭部企業，股權價值數百億，客戶是企業的第三代繼承人，他很幸運，是獨子，可以毫無懸念地垂直傳承。但他最在意的一點是，無論自己的婚姻發生什么變化，都不能影響祖輩、父輩打下的江山，不能因為自己的婚戀問題，讓企業遭受波折。

所以我們在為他制定婚前協議時，反復設計條款，保障他持有的以及未來將從父輩獲得的公司股權，都與女方無關。但這并不意味著女方不能享受婚后財產的增值，我們也考慮到了女方的感受和權益——在婚前，客戶會給女方購買一套價值很高的不動產作為基礎保障。這樣既守住了企業股權的完整性，也兼顧了女方的權益，避免了后續的糾紛。

在香港和內地，我們分別為他們做了一份鏡像協議，因為當事人不確定未來會在哪個地方生活所以希望無論在哪里，一旦婚姻走到終點，法律上都能實現他們當初約定的結果。這其實非常考驗律師的專業能力，既要熟悉兩地的法律規定，也要兼顧客戶的實際需求。

這個案例也反映出，企業最容易忽視的就是情感與理性的平衡。談感情時不好意思談錢，這正是我們律師的用武之地。有些事通過我們來做，比他們自己出面更合適。提前做好合理安排，既保護了企業，也維護了婚姻的體面，是雙贏的選擇。

Q6：作為上海市律師協會婚姻家事業務委員會委員，您認為當前婚姻家事法律業務的發展趨勢是什么，從業者需要具備哪些新的專業能力來應對這些變化？

陸珊菁律師：我認為主要有三個趨勢：

第一，數量激增，競爭加劇，要求服務從“專業化”走向“專家化”。現在律師人數越來越多，婚姻家事專業委員會報名人數是最多的，競爭非常激烈。這說明優秀人才在大量涌入，也倒逼我們必須被動提升。多年前我們說要做專業律師，但現在光專業還不夠，還要專家化。所謂專家化，就是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服務的顆粒度要更細，廣度和深度要更高，否則很容易被替代。而且行業內新人的知識結構更新、學習能力更強，這也倒逼著我們不斷研究新問題，提升服務質量，從被動的訴訟服務，向主動的止訴、預防服務轉變。

第二，客戶需求多元化，要求知識跨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客戶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簡單的離婚、繼承訴訟，而是涉及到公司法、證券法、跨境稅務、家族信托等多個領域。這就要求我們，除了精通婚家領域的法律規定，還要懂公司法、證券法，熟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婚姻法、財產法，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儲備，才能滿足客戶的多元化需求。

第三，風險意識前置，服務從被動轉向主動。以前客戶找律師是打離婚官司，現在越來越多主動要求規避婚姻和傳承風險。這就需要我們從被動的訴訟服務，主動遷移到前端，追求“止訴”的效果，實現從訴訟到非訴的轉變。

Q7：隨著社會財富積累和家庭結構多元化，私人財富傳承的需求日益增長，您認為未來財富傳承法律業務的核心增長點在哪里，您會如何布局自身的專業發展？未來您在專業領域或職業發展上還有哪些新的目標和規劃？

陸珊菁律師：我一直做涉外案件比較多。早期服務純外籍客戶，后來發現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財產在境外，他們需要處理境內外資產，甚至考慮在哪個法域訴訟對自己更有利。我們是跟著中國企業家走出去的，他們的財富遍布全球，需求也從單純的法律服務，升級為從全球維度選擇最優方案。經濟轉型期，企業家的需求從追求增長轉向追求安全，而安全地傳承是永恒的主題。

因此，我認為未來三五年，涉外法律服務會是一個核心增長點，這和現在的“出海”熱詞是吻合的。中國企業家到了海外，獲取高質量法律信息的難度會增加。為此，我們積極參加國際會議，與國外律師交流，就是要了解在我們這個領域，哪些國外律師是第一梯隊的。我們做不了全世界的業務，但我們可以為客戶提供“同根同源”的文化理解和思考，為他們搭建橋梁、匹配最合適的全球資源。這就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工作重點。

Q8：說到財富管理，您如何看待國內家族辦公室的發展？婚家律師與家辦發揮的作用有何不同？

陸珊菁律師：兩者的核心定位和作用，差異其實很明顯。國外的家族辦公室，服務更加全面，涵蓋家族憲章制定、財富管理、稅務籌劃、傳承規劃等一站式服務，真正做到為一個家族長期服務，甚至有些家族辦公室，只服務一個家族就足夠了。

而國內的家族辦公室，因為發展時間還短，更偏向于為客戶配置各類金融產品，幫助客戶實現財富增值，相對來說更“功利”一些。

不過，國內的家族辦公室通常也會找律師合作，因為客戶必然有法律需求。但我們律師希望做的，不是以賣產品為主導，而是首先從法律架構上給予支持，比如是否需要設立信托。這些金融產品是“后話”，根本點在于從傳承的角度，幫助客戶規劃財富在哪里、如何傳承、是否需要搭建架構。我們婚家律師，更側重從法律角度，為客戶守住財富安全、做好傳承規劃，和家族辦公室形成互補，共同為客戶提供更全面的服務。

英雄主義與行業傳承

Q9：對于那些正面臨婚姻或財富傳承困境的當事人，您除了提供法律幫助，還想傳遞怎樣的人生建議？

陸珊菁律師：對于這兩類當事人，他們的心境不同，我想分開來說。

對于面臨婚姻困境的客戶，我想說：“那條你沒有選擇的路，未必鋪滿鮮花。”

很多客戶找到我們時，會流露出后悔和遺憾，總想著“如果當初選了別人就好了”“如果早點看清他/她的真面目就好了”。但人們往往會美化那條未選擇的路。其實，那條路上可能也充滿了荊棘和未知。你現在面臨的困境是真實的，但你想象中的“烏托邦”可能并不存在。所以，坦然接受它，勇敢地直面問題吧。就像我的微信簽名，十年來一直沒變過：“真正的英雄主義，是了解生活的真相，但依然熱愛生活。”你永遠無法規劃一條完美的人生道路，也永遠不知道未選擇的路是鮮花還是荊棘，所以不如坦然接受當下的困境，勇敢直面問題，這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對于面臨傳承困境的客戶，我想說：“再晚都不晚，當下就是最好的開始。”

很多客戶因為復雜的家庭關系或歷史原因，覺得自己沒有早點做傳承規劃，導致現在為時已晚、無從下手。比如我之前有位客戶，是一位企業家的第二任妻子，丈夫與前妻子女關系緊密，而她自己也有兩個年幼的孩子，感覺在家族財富安排中非常被動——丈夫每年只會給她少量分紅，不愿意把股權分給她，也不愿意為她和孩子做額外的傳承安排。我告訴她，只要現在開始，就不晚。只要她的丈夫還在，一切就都來得及去溝通、去安排。如果因為覺得“晚了”而一直困頓不前，那才是真正錯過了時機。從你意識到需要做這件事的這一刻起，就立刻行動。

Q10：“律師”與“合伙人”的身份之外，您還是“公益律師”和“法學院指導老師”。這些角色如何共同塑造了您看待法律、看待社會的視角？在您心中，一位法律工作者最寶貴的品質是什么？

陸珊菁律師：首先，作為法律工作者，我們天生肩負著社會責任——社會上有很多人請不起律師，得不到專業的法律幫助，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適當回饋社會非常必要。比如我曾參加巾幗志愿團、消費者協會的值班，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雖然這些公益活動可能帶不來業務，但它是社會責任感的一種體現，也是普法的重要途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其次，律師這個行業，傳承非常重要。我們也是一代一代、由老師手把手帶出來的。一代人站在一代人的肩膀上，行業服務水平才能不斷提升。所以，我愿意去給高校的法學生分享自己的執業經歷，愿意指導年輕律師成長，就是想為這個行業的后續力量，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

所以，如果要問我，一個律師最寶貴的品質是什么？我覺得首先就是要有社會責任感。無論你的專業能力有多強，你接手過多少大案、積累了多少經驗，如果沒有社會責任感，就很難成為一個優秀的法律工作者。這份責任感，體現在對當事人的負責，體現在對職業操守的堅守，更體現在對社會的回饋——愿意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愿意為行業的傳承付出努力，愿意用自己的專業能力，守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這才是律師最寶貴的品質。

在與陸珊菁律師的對話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一位優秀家事律師的專業厚度與人文溫度。她的執業歷程，恰是私人財富管理從萌芽到蓬勃發展的一個縮影。

面對日益復雜的跨境資產和多元化的客戶需求，她始終堅持“安全”與“契合”的規劃底線，以全局性的訴訟策略和“量體裁衣”式的架構設計，為客戶在變幻莫測的世界中構建確定性。

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始終保有一份超越職業本身的社會責任感。無論是堅守客戶隱私的底線，還是在法庭內外尋求情理法的平衡，亦或是投身公益、致力于行業傳承，她都踐行著自己所信奉的“真正的英雄主義”——在了解生活全部真相后，依然飽含熱愛，用專業與溫情，守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幫助每一個家庭在法律的框架下，走向更有序、更安寧的未來。這，或許正是這個時代最寶貴的“她”力量。